南京。２００８年７月，南京新百主楼以２４９米的高度斩得“新街口第一高楼”封号。一个月后，紫峰大厦３８１米的主体结构即告封顶，楼顶在９月竖起６９米的灯塔后，将一举攀上４５０米的最高点成为江苏第一高楼。

“天堂”杭州。８月２８日上午，杭州国际办公中心的开工，总投资约５０亿元，主楼高逾３００米的国际办公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第一高楼。

首都北京。这里对高度持有敏感，出于对古都风貌的保护，始终对建筑高度加以限制。但北京其实一直在长高。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北京国贸三期以３３０米封顶，超越当年８月竣工的银泰大厦，成为了北京第一高。

天津，津塔３３６．９米。郑州，会展宾馆２８０米……

谁的竞逐 谁的隐忧

摩天高楼总是处于被检视的命运，但高楼总是源源不断地矗立在城市的天际，一锤定音者则是商业社会的价值法则和城市野心的双重驱动力。

开发商成为这套价值法则的坚定践行者。商业价值的诱惑、对高售价、高租金回报的期望，直接促成了他们的原始动力。据了解，地标建筑往往会得到高出同一地区其他项目２０％至３０％的租金和售价，更会带动项目中的其他业态的升值。

开发商之外，各地的“城市运营者”——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担纲了实践城市野心的重任，长官意志和政绩观念下，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经济实力者除了高楼，似乎别无其他，“用高度说话”成为了建楼的首要标准。

但更多的专家开始质疑这种对摩天大楼的竞争。有关摩天大楼的种种弊病被集中起来进行“暴晒”：巨大的投资、高额的运营管理成本、高于普通建筑的危险系数、难于维系的生态与环保等。

“摩天大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活，而是一个社会系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分析道。在杨保军看来，中国很多城市造摩天大楼，虽然硬件上没有问题，但在软件上却不一定能跟上。在关涉更为深远的生态保护、科学规划上，一幢摩天大楼背后潜藏的问题也远远未有穷期。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１９９９年总结出了“摩天大楼指数”，这一惊人发现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

在充斥着资本市场图腾崇拜的摩天大楼身上，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必然也会相应显现。过去１００年中，摩天大楼指数便已频频“显灵”，记录惊人——

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１９９７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茂大厦在１９９８年封顶时也遭遇了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洗礼。

如果真有“高楼魔咒”，我们宁愿多讲点吉利话，如果没有，我们宁愿“科学发展”地相信：一个现代化的家园绝不仅是满地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