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业也是与黑社会勾结在一起。如前所述，现在的俄国能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为了争夺对原材料开采业的控制，暴力暗杀是基本的手段。这些暗杀和暴力事件尽管造成很多的人命损失，却极少被破案惩处。 更可怕的是黑社会已经渗透到两个对国家安全和稳定、对国民利益至关重要的公共领域：军火贸易和公职竞选。在俄罗斯你如果能出得起钱，核武器部件都能买得到，更不用说常规武器了。顺便说一句，19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去俄罗斯，开车穿过边境，没人管，国家功能的这一重要环节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国家机器衰落，边境漏洞百出，军火走私就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走私猖獗的地步令人发指，军火走私分子诱骗中亚西亚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主要是妇女)把放射性核原料藏入人身体内偷运过边境。这样的人充作了"肉体包装袋"，吸收的放射性元素高过安全标准的几百倍、几千倍，很快就会丧命。这种黑道走私实在是残忍至极。

黑道积极参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政府职位的竞选，特别是地方选举。最有权势的金融财经寡头们多半拥有"枪杆子"(黑社会势力)和媒体(主要是电视台)。在竞选过程中，媒体不是公共服务的器具，而是寡头们操纵舆情的私器。主控黑道的人士也可能以金钱来安排选举的关节点。 如果你的竞选纲领很受民众拥护，那么对手很可能雇佣黑社会来搞恐吓，甚至暗杀。对于敢于揭露黑道渗透公共部门行径的记者，黑道先是恐吓，然后是暗杀。在俄罗斯很著名的几位记者都被暗杀了，至今也没有查出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 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已经提到的银行界，以及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有那么多著名的黑道人物出马竞选"杜马"(俄国国会下院)的议员席位，是因为根据俄国宪法，一旦进入"杜马"，就可以获得赦免权，免于被刑事犯罪法庭起诉和判刑。

"俄罗斯现象"为什么值得关注？

让我们来作一个简要的概括。俄罗斯近年来转型的经验，揭示了原来的那个"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理论模式的另一个盲点，这是我在1993年写那篇论文时所没有看到的。现在应该更加明确地强调：civil society的增长绝对不能看作是国家机构体系衰落的自然必然的后果，二者不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克相成的方面。对俄罗斯的现象，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在重新思考。纯粹从表面上来看，今天的俄罗斯即使不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制，也是一个西方式的政体架构，它有多党制，有定期选举，有几乎什么话都可以讲的新闻媒体，有了集会、结社的自由，有旅行的自由，等等。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发生了普遍的犯罪化？

1997年底，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的执行主编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把俄罗斯的现象称为democracy without liberties，意即"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自由的内容"。这里的"自由"用的是复数，指的是法律所保障的诸多公民权，诸如个人的安全、财产的权利、公正的司法、基本的社会福利、对少数民族和其它弱势社群的宽容和保护，等等。对于只有形式民主的政体而缺乏宪法所保障落实的公民权的制度，该主编称之为"illiberal democracy",俄罗斯是其中的突出实例。

虽然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很多问题引起从上到下很多人的不满，但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整体效果上仍然要大大地好于俄罗斯，这是国际上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较公正的评论。尽管如此，身为中国学者，我们仍然要对俄罗斯现象进行深思。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类似性(historical parallel)。有些学过比较社会学和比较经济史的人们知道，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厚的译著，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在1981年，还出过一部也非常有趣的译著，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 这两本书都讨论了主要来自马克思，也受到麦克斯.韦伯影响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缩写是AMP，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年和晚年时期的马克思专门研读了亚洲和其他一些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他发现西欧历史发展的图景基本上不适合亚洲。马克思对亚洲几个古老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状态中的生产方式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分析概念，只好用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暂时标示它。而在讨论欧洲的社会结构时他用的是分析性的概念，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根据马克思等人的研究，最够格的AMP是中国、印度、埃及，其次是俄罗斯。马克思等人老早就告诫，在这些地方，政治实体与经济实体的关系、财产与权力的关系、法律与秩序的性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等，与欧洲的非常不一样。欧洲和亚洲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不同，代价不同，时段不同。在麦克斯.韦伯的比较经济社会史研究中，象中国、埃及、俄罗斯这类有着强韧官僚集权制历史传统的国家，一旦官僚体制本身不再发挥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枢纽的作用，如何找到新的制度化的源泉，也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