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尼福利亚大学伯克莱校区的著名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曾经以古巴为例，说明强硬政府的软弱腰部。规模很小的古巴，其政府从动员武装力量、远征非洲为安哥拉打仗，到多年里抗击美国霸权主义等，是一个真正的hard state。但在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的领域内，如税收、土地管理、经济和贸易方面，古巴的政权搞得一团糟。因为它的organization是不行的，其效能远不足以贯彻实行它自己制定的任务。它的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强硬而无能。Jowitt的这个评论同样也适用于当年的苏联──正是这种"遗传"的性质严重影响了今天的俄国，导致出现"分封化"和"犯罪化"两种趋势。

在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很好地注意国家机器的效能问题。一部有效的国家机器应该是规模适中的，目标适中的，权力范围适中的。它可能不是直接民选的，但也不能任意行事，得要尊重宪法对它的适度规约。1997年的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建立一个"有效政府"。

中国在建立有效政府机构方面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要逼近这一目标，我们不能不想到对政府有限的资源加以合理配置的问题。为配合传统的中央指令经济的模式而设置的政府职能机构，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必要了，它们的存在对社会来讲是个负效益。很多在传统的指令型经济结构下不存在的或附带性存在的活动领域，正在变成政府职能中最供不应求、最值得关注的要点。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机器怎样进行调整，才能实现state-rebuilding的任务？在技术上，我们对此可以尝试列出一个单子来。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上个星期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两件事情，都是在中国的大西北。一个是宁夏自治区的一个很穷的县，县里的头头已经把自己九岁的儿子变成"国家干部"了，十一岁的女儿已经是"技术人员"了：他俩的名字已经列进了县政府的编制里，可以吃"皇粮"了，而这个县每年都从国家要几千万元的救济款。另外一个例子，是青海的一大片古墓被盗挖，盗墓者们开始是拿着铲子去挖，后来把大拖拉机开去了，光天化日之下连续作业7-8天，竟然没有任何人来过问。后来记者问州政府，为什么不管？政府说我们的警力不够，我们的车又破又烂，汽油又不多，哪能追得上他们呢？他们盗墓的开的都是好车、新车、进口车。

这两个现实的例子的比较，恰好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中国在转型时期，state-rebuilding的关键部位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国家机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国防部门等等)在必须花钱的那些环节上无钱可花，基本原因之一是国家机器的雇员在支配有限的国家资源时，可以违背国家机器的目的。只要这种背离组织目标的行为得不到及时和严厉的纠正，它们就会逐渐地使国家机器本身瘫痪。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政府的有限资源重新进行合理的配置。在中国仅仅强调政府钱不够用，这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最为富裕的那些国家，都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会说我的钱多得用不完。经济学之所以存在，法律之所以必需，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的资源永远是相对不充足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丰富到那种程度，可以不受约束地使用，那还要法做什么？那还要经济学干吗？关键的问题不仅仅是资源缺乏的问题，更为要害的是如何配置的问题。我这里谈的不是空泛的民主制度，而是谈有效的国家机器的最低条件。

在传统的中央指令型经济体制下，行政部门把很多其他部门对公共事务的调整和管理的功能给同化了，对此，学法律的人大概感受最深。许多应该由法律来调节和管理的领域，在中国却是通过行政干部的直接干预来对付的，是不会拿到法庭上去的，很多年里也没有法庭。传统体制下国家机器职能中最小最弱的部分恰恰是转型过程中最需要强化的部分，其中很大一块就是英文中的the judicial，即司法、执法。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国有制走向多元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一个一个的行业市场(the sectorial markets)一定是非常快速地分化出来，比如象房地产业、金融业、旅游业、个人服务业(美容、健身、心理咨询，等等)、资讯业、教育业等等。这样原来被党政部门同化了的调节和管理的职能就要部分地分化出来。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开始，但还远远不够，远不足以保障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而确立，并且具备复生机制(self-perpetuation)。做个宏观历史角度的对比，当年韦伯在比较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同东方的经济状态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诸位可以在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查看细节。韦伯说，如果你看一看从宋朝到清朝前期的中国社会，就会发现当时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财富的运作形式已经很精致了。在同时期的西欧，还是在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下。为什么后来工业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恰恰不是在最善于经商的东方大国中国出现，而是出现于西欧？ 当然原因不止一条，但韦伯特别强调：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财富的创造、交易、转让、继承多半是一种特许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主政者皇帝和朝廷随时可以从民间那里拿回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个人如果要发财，必须与官府和皇帝有特殊的关系，这样才能安全地进行财富的积累与转让。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要使财富的生产、交易、继承具有长时期的可预测性。没有可预测性，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绝不可能，更不要说投资于技术的积累和创新了。那么，长期的经济环境的可预测性靠什么来保障呢？让我们看一看迄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示意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