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的外生机制
1宏观管理和调控政策变化
宏观管理和调控政策变化是城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在中国，政府对城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改革、税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依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使之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市场竞争主体，有利于资源向效率较高的区域集中。从“包干制”到“分税制”，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在提高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权限，增强企业融资的自主性，加速资本流动，提高资本运作效率，有利于城市密集区内的各种市场主体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人口流动相关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受到诸多制约，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非常小。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村富余劳动力呈日益增多之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大批“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特区建设的启动以及人口管理制度较改革开放前的松动等诸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农业人口的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为城市密集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3）行政区划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对城市密集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市管县体制的普遍实施。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件作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决定,1983年开始在全国施行。到1994年底，全国除海南、台湾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试行了市管县体制,共有192个市领导741个县、31个自治县和9个旗、2个特区，另代管240个县级市。领导县的市占直辖市、地级市总数的比例达到93.8％。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尽管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市、县利益冲突、中心城市实力不足等，但总的来看，市管县体制在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统筹规划、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合理配置生产力、促进城乡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城市密集区的形成起到了推动和催化效应。此外，其他有关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措施如“县改市”、“县改区”、“市改区”、“乡改镇”等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市的地域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密集区的形成。例如，1997年国家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就推动了重庆城市密集区的加速形成。
（4）区域发展规划和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传统上中国的发展规划都是依据行政区划编制的。但近年来，区域性规划、城市群规划成为规划的新兴领域，从国家发改委主导的经济区规划，到地方政府编制的城市群、城镇体系规划，都标志着中国规划理念的革命性变化。区域性发展规划和城市群规划的制定，对弱化行政边界及其壁垒，建立协调发展框架，推动资源在整个区域内的流动和配置，具有重大意义。
（5）产业政策的调整。产业政策调整对城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产业政策或者其他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的区位选择，构建相应机制以协调城市之间产业的布局、城市的发展与布局、城市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线状网络组织的建设等活动而推动城市密集区的形成；或者通过核心城市的产业政策及其他配套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活动最终促使相邻城市集结成群。
此外，政府管理对城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表现在，通过城市密集区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来参与城市密集区的组织与管理；通过城市密集区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政府部门或官方性质的协调机构来组织和协调集群的内部事务；通过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与推进，一些城镇密集的地域迅速向城市密集区的形式过渡，如长株潭城市密集区、环鄱阳湖城市密集区等。
2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走廊或交通网络的形成是城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性工程，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城乡发展水平的物质体现，是强化城乡联系的重要依托。
城市密集区的形成，与区内城市之间和区内区外之间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分不开的。城市密集区在道路网密度、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等方面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珠江三角洲为例，两大核心城市之间不但有高速公路相连，而且铁路交通相当发达，货运和客运基本分离。在京津地区，2008年城际快速的建成通车必将对加快两市发展及其相互融合发挥巨大作用。
cityup.org 传真电话：010-88585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