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低密度的居住区(如别墅群)、设计简陋的拆迁安置区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又一途径。许多低密度居住区或者拆迁安置区占据了较为珍贵的城市近郊区空间，简单地在城市边缘地带呈方格状排列。许多郊区建筑只有单层或单体，或是由6—8层的楼房呈方格状排开，不仅对于居民生活起居极不方便，而且也无美观与设计价值，更没有文化培育与涵养功能。这些居住模式过分消耗土地，过分依赖汽车，却不能对城市创新与文化培育有任何促进作用。低密度与简单化必然威胁到城市的生命。由于土地低密度开发与简单化利用，城市居民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大幅度削减，城市化意义被降低至最小，城市可能被泛化为农村。

最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途径之一。在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状况下，城市交通量大幅度增加。为缓解交通拥挤与堵塞紧张状况，城市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轨道、高速公路和公路建设，造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增长，从而占据了大量的土地面积。然而，尽管交通道路面积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交通拥堵现象仍然有增无减。中国国际化城市在交通供需关系处理上存在着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指望供给能够满足需求。然而，根据“当斯定律”(Downs Law)，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即城市道路建设是不可能满足需求的。交通基础设施增加不仅会占用大量的土地面积，而且由于交通量增加造成了交通时间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形成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城市空间蔓延形成机制的关键是土地私有制、市场机制、现代化交通模式、通信技术和法规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私有制和交易市场，城市蔓延不可能出现。同时，没有一个能够服务于这种蔓延式的交通系统，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蔓延同样不会存在。此外，网络通信技术把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群重新联接起来，促进经济生产的时间和供需平衡，这也是城市蔓延的必要条件。最后，美国的相关法规标准也在促进城市蔓延。

中国国际化城市蔓延形成机制不同于美国的城市蔓延形成机制。从中国内部的层面看，一个城市能够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城市，最重要的条件是它居于全国性或地区性城市体系的首位或顶端，即它是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不仅在经济总量与人口数量上具有较大的规模与数量，而且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具有较高的投入，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较高。同时，国际化城市的中心聚集作用使得国家和周边经济区域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它聚集。这样，在首位城市发展基础上，城市以国际化战略通过竞争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家及其所在经济区域中占有较高比重。

如果从产业结构来看，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国际化城市通过城市之间竞争并吸引到城市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主要在于利用中国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同时也在利用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忽视环境污染成本的法规缺陷。由于国际化城市的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许多城市经济生产形成两头在外的格局，即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

这种工业化模式，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人民币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持续贬值并被长时间低估的状况下，国际化城市进出口总量大幅度地甚至是跳跃式增长。2001—2007年上半期，在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条件下，中国国际化城市出口行业一直保持有利可图的状态，并以出口量的增大带动企业利润总额增长。除了北京是中国首都较为特殊之外，制造业在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长江三角洲首位城市上海市为例，上海制造业比重在长江三角洲二十五个城市是最低的。但是，从上海近二十年发展过程来看，制造业比重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线性趋势处于平行状态，制造业在上海经济结构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外贸依存度在160％以上。这意味着，有较多的资源与生产要素集中流向出口性制造业。在国际产品相对价格保持一定的条件下，更多的某种生产要素流向制造业意味着更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更低的工资、租金或利率。不断膨胀的进出口数量促使城市经济生产对厂房、公路、铁路和海港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升级，即对土地空间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这在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也抑制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但没有削减中国原有的二元化经济增长模式，反而强化了原有的二元化特征，并且形成自我累积因果循环效应。

这种对土地的渴求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城市政府很容易通过扩大土地空间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获得财政收入，导致城市郊区猛烈发展。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城市土地成为投机性商品，不但成为私人谋取暴利的媒介，而且成为城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城市政府竞争、外资驱动、低端制造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使工业化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最主要驱动力。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国际化城市，既是制造业比重较高的城市，也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同时也是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较快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空间扩张在中国相关制度约束不到位的条件下，必然演变成为城市蔓延。现存中国制度有效供给短缺也是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