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实质与负面影响

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蔓延相比较，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方式。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问题主要是城市化偏态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式”郊区化的产物。城市蔓延主要来源于政府对过去生产性城市空间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及发展制造行业的空间需求。市场机制利用政策空隙并填充剩余的城市空间。在城市政府与市场各具特色的作用下，整个城市空间拥挤成为一个团块，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没有自然间隔或缓冲空间。在信息化与汽车普及化的条件下，中国城市蔓延问题更趋于严重。

城市蔓延突出表明，中国城市扩张缺乏制度性结构的支撑。在中国城市化与国际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制度本应起到约束与规范经济增长冲动的作用，使城市化走向有序化与规范化。然而，中国在刚性规定城市增长边界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发展方面较为滞后。生产型税收征缴制度导致城市之间争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同构化问题，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对城市之间经济增长作补偿的常效机制；土地制度的缺陷使得地租无法成为调节城市空间的杠杆，也使得城市没有增长边界；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畸形的城市空间需求；城市规划制度缺陷使得城市空间边界可有可无。这些制度问题不仅催生“虚假的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而且产生城市蔓延问题。

城市蔓延造成居民交通成本增加，并依赖汽车工作与生活，导致能源耗费巨大，环境污染加重；它侵占公共空间，吞噬耕地，减少生物多样性，影响地下水资源；它扩大城市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社会税收负担。同时，城市蔓延也引发经济学意义的公平问题，即产生隐性补贴问题和公共服务事业配置问题。从税收公平原则角度来看，城市蔓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大量建设郊区交通道路、医院和中小学校造成的财政投入，实质上是隐性补贴了拥有郊区房产和私家车的社会群体。同时，从社 会学角度来看，城市蔓延会造成社会阶层隔离分化、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城市空间内部结构来看，在城市蔓延状态下，城市的工业空间、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或者相对孤立，或者直接生硬联接。城市边缘区的蛙跳式开发战略使城市内部空间极为不协调，也妨碍城市社会文化发展，抑制城市创新精神。郊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经常处于混乱失序状态，成为滋生疾病与犯罪的温床。

由于城市空间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城市空间只能寻求扩张来解决内在矛盾与冲突。但是，城市蔓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空间内部矛盾，城市空间无法通过蔓延的方式满足居民生活与经济生产空间需求，反而因为“摊大饼”的蔓延进一步激化空间结构矛盾与社会冲突，造就新一轮的蔓延，从而形成城市蔓延的恶性循环机制。在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过程中，必须注意到许多城市居民和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福利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种现象实质上违背了“城市的目的，是为了给居民提供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良好设施”的初衷。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城市蔓延造成中心城区的衰弱与颓废，郊区蔓延与城市衰落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关系

。全球城市郊区过度发展，大量企业转移到郊区，中心城区走向衰落与空洞化。目前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在试图通过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作用，试图成为全球性流动性空间的联结节点以获得重新发展，即“绅士化”(gentrifica-tion)或“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进程。与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空间发展不同的是，中国国际化城市在郊区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心城区依然是最为繁荣繁华的，其居住人口密度与产业密度远远高于郊区，仍然是全市人口与产业密集度最高的区域。这种空间结构特征赋予了传统“增长极”概念与“核心一外围”理论新的含义，即作为经济增长极，它是空间的一个点，既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城市某一组成部分的空间；它不仅拥有城市主导产业的创新功能，而且还具有不可复制的、整体性的功能支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