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化城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开发区、交通道路基础设施与新城在城市边缘区不断拉大城市面积，但是中心城区仍旧是城市居住的重点与经济生产的重心，郊区还不具备中心城区同样的综合性功能。由于中心城区具有良好的通达性与公共服务，它就成为人口与产业空间竞争的目标。在国际化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产业与居民空间竞争的焦点在于对城市基础设施与优质公共服务的接近与利用上，也就是对中心城区空间的占有与靠近上，因而中 心城区成为平均人口密度与产业密度最高的区域。

不断扩大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导致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的重要因素。对于高收入社会群体而言，居住在中心城区所获得交通成本节约与居住在郊区所获得清新空气、充足的阳光和宽敞的空间相比较，前者具有更高的权重。相同情况也出现在不同产业对城市空间的占有与争夺上。产业与居住的空间竞争与转移方式既可以通过政府对旧城改造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市场方式进行。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依据其产业利润率，居民主要依据其收入水平争夺城市空间。这样，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逐渐聚集了高产业利润率与高收入社会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与低利润率的产业则不断向城市郊区迁移。国际化城市也逐渐出现了空间极化现象。

(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的实质与负面影响

中国国际化城市同时存在着城市蔓延与城市空间极化现象，两者实质是同一个内在问题的两个外在表现而已。不同于地理空间的一般极化现象的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是人力资本、财富与科技知识的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而不包含普通劳动力的空间聚集。相对于人口在中心城区的集中而言，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是相对较高层次的极化，反映了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在吸收与占有高级的生产要素之后，试图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节点。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现象突出地表明了在资本全球性流动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的条件下，城市为吸引资本所作的努力。在工业化尚未完成而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下，由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总供给不足，城市采取极化策略，即把有限的资源与要素集中在中心城区，以期能够达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低要求，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必然现象。

在新的国际劳动生产分工条件下，全球化与信息化催生了一种贯穿于全球的世界生产体系。它以全球城市为节点，构筑了一个全球性流动空间。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表现了它试图融入全球性流动空间。然而，由于它试图构建类似于全球城市的服务化空间，它在不断融入全球性流动空间、接近世界经济发展核心地带的时候，却与本市其他空间组成部分的发展距离不断扩大，产生城市的空间间断与脱节现象，即全球性生产与地方性生产的分离。它在试图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却与本经济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渐行渐远，以至强化了二元化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表现了它不仅产生更大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制造社会隔离与分化。

三、大集中、小分散——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形态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对城市空间形态应是集中还是紧凑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规划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形态将是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并开始认识到集中对城市发展的意义。高密度的簇状社区，有助于提高社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自此以后，集中的积极意义逐渐在全球取得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城市化与资源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主张集中论的观点受到学术界与政界的重视。人们认识到，遏制城市扩张可以缩短交通距离，降低城市交通数量；通过减少利用城市外围空间，城市空间保持一定紧凑度，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结构的理想形态

在美国城市蔓延较为严重的区域，城市、边缘以及郊区的区别逐渐消失。新型的城市地区缺乏向心结构，以致出现了“逆城市化”概念，即人口分布开始从集中状态向分散状态转变，进入“后都市区时代”(post-metropolitan era)。与早期集中化模式不同的是，城市在蔓延状态下成为一种无定式的结构，它是一种城市星云，这种星云向四面八方扩散，而且在边缘之中还出现了相反意义的中心。分散型的城市空间结构会使城市财政与社会资源趋于枯竭，使得城市居民在路途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相应地减少了用在家庭、教育、娱乐和其他休闲活动上的投入。同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与上学的紧凑发展相比，蔓延的城市空间布局可能会降低社区文化氛围。

从中国资源与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国际化城市必须走紧凑型与集中型的城市空间结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先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式道路，再进行所谓的“精明增长”，进行空间收缩形成紧凑型的空间结构。那样将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与经济代价。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中国国际化城市不可能走如洛杉矶式无边无际、无心无核的结构模式，而应当向集中与紧凑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