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中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来看，人的居住与工作必须集中。人类集中的规模越大，“城市化形为力，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的神奇色彩就越浓厚。集中可以进行信息交流，激发灵感与创造性，使得文化产生并形成。由于集中，原先农村比较稳定的、非组织化的“死”物质发展成为有机生命的可能性变得明显，城市的出现与文明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城市必须在集中的前提下进行分散，即应当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布局。当城市越来越大的时候，每天花费在居住与工作地点之间的来往时间也愈多。由于大部分居民被迫从事这种日常的往返活动，原本城市安宁状态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也使城市居民与自然的联系割裂开来。进行分散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使城市居民拥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和新鲜的空气。分散的目标，并不是把居民和他们的活动散布到并恢复到原先的村落状态，更不是把分散变成放任自由的活动，让其演变成为城市蔓延，而是要把中国国际化城市目前那一整块拥挤的空间区域，分解并散布成为若干集中单元，例如郊区中心与卫星城镇等。此外，还要把郊区较为分散的空间单元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

因此，理想的城市空间形态是有机集中与有机分散，即大集中、小分散；城市空间不但有心有核，又具有相对均衡化特征。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应趋于集中，而城市的各种活动则应趋于分散，即有机的分散空间布局模式。城市空间布局的最佳状态是能够把天然美景与人为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把城市的灵动与创新带给农村，把农村的自然与清新带进城市，使人得到解放与充分发展。这样的城市既可以获得经济、社会效果和文化意义，又可以亲近自然。

因此，目前中国国际化城市必须分散中心城区过于集中的产业与居住人口，同时提高郊区集中度，提高郊区的产业密度与居住密度，扼制郊区不断向外扩张的势头，构建带有硬约束性的城市区域，防止城市区域无限制地对外扩张。简而言之，既以集中为主要目标，分散现有的集中，集中现有的分散，实现城市空间相对均衡化发展。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的有序化

空间的有秩序状态，始终优于混乱状态。对于中国国际化城市而言，城市空间变化无论是朝着集 中或分散的方向发展，首先必须处于有序状态。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的蔓延与极化问题，首先是空间失序发展造成的问题，它是城市空间扩张缺乏制度性结构支撑造成空间布局的混乱。由于混乱与无序，城市空间既有过于集中问题又有过于分散问题，即中心城区过于集中，而郊区过于分散。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产业密度与居住密度存在着明显的间断现象。这种城市空间布局一方面过分消耗土地与资源，另一方面导致贫富分居，造成社会分离与分裂固化。因此，中国国际化城市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秩序问题，即为初级阶段的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在规范城市空间发展的制度存在较多滞后或不合理现象，导致了城市空间呈现无序与混乱扩张态势。

因此，中国国际化城市应当构建一套有效的规范与制度约束、限制和规范城市空间扩张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一是改革中国土地制度，促使地租成为调节城市空间秩序的重要杠杆，通过建设有效的土地法规体系，规范经济与社会空间，促进空间有序转型和转化，这里特别是要防止土地成为城市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财政收入的媒介。二是构建符合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城市发展法或城市规划法，可以借用建立城市绿化带和法规形式控制城市无节制蔓延，促进中心城区形成合理密度的人口与产业分布。三是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以利于城市化有序进行。四是改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把流动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城镇与农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融入当地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社会与现代社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城市社会微观基础，以利于流动人口完全城市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五是构建合理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和汇率制度，这也是促进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的合理化

控制城市蔓延、促进城市空间扩张有序化的核心步骤在于加快制度建设，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是降低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促进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的合理化。由于社会与政府取得一致并制定相关法律与制度框架需要一个过程，全面构建适合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央与地方法规体系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过于快速的城市空间扩张

使得立法与制度构建跟不上空间变化步伐，也使传统上约束城市空间的社会与文化结构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所以，要降低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就必须着手转变国际化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其外资拉动、低端制造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制造业比重，降低外资依存度，减少经济对外依赖度，消除城市政府的GDP与财政收入增长冲动。国际化城市应当立足于内需，切实提高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形成自我良性循环的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