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强社会”策略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在民族国家层面，贫富分化加剧、不平等现象增多，城市暴力呈上升趋势；利益原则大行其道，甚至催动公民社会领域趋向商品化；对抗政治的力量不断形成。在全球层面，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进市场化、商品化的漩涡，由此产生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直接导致了落后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仇恨，再度危及到自冷战后已有所解冻的南北关系。

这些现实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一时间批评声雀起。总体来看，这些批评者主要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攻击：

一是强硬的市场逻辑。保守自由主义将市场看作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无视市场和资本扩张所带来的社会代价。对此，诺姆·乔姆斯基批评道，保守自由主义的政策只能“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H. 屈恩格也指出，替代福利国家制度的新资本主义具有“反社会”倾向，因为“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政策摧毁了社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社会的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莱斯特·瑟罗持也认为保守自由主义“不理解自由市场需要有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教育的和组织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卡尔·博格斯认为这种市场逻辑具有“非政治化”倾向，因为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是，公民参与热情受挫，公民权衰落，政治关切淡漠。马蒂则认为，保守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实质就是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是由最强者的权利驱动的。另一些学者则担心市场逻辑会导致美国化、跨国公司化。如德里克所言，“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最热情的宣传却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来自美国。”S. 萨森也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努力推动国内法冲破国家边界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还往往借助跨国公司在全球制定并推行自己的规则。

二是脆弱的公民社会。批判者指出，政府会失灵，但如果认为政府失灵为常态，与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总是自发和自治一样，都是片面的认识。琳达·韦斯认为，其实公民社会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对它的性质、构成及其民主取向等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托马斯·卡罗瑟斯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理论层面上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既温暖又模糊”的概念，而现实层面的公民社会则是“由良莠不齐、甚至完全怪诞的成份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纵队”。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只谋私利，对公共权益则漠不关心，它的发展与民主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塞纳克伦斯甚至甚至直接将公民社会视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在全球的扩张只是在为“跨国公司的经营及资本的流动排除障碍，帮助资本主义市场扩张。”

三是模糊的关系定位。保守自由主义不自觉地将市场、公民社会置于政府的对立面之上，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政府的衰败。但正如人们所提出的，虽然市场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并非永远都是定格化的、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前两者的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政府作用的丧失。波罗霍夫斯基认为，“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并不总是与国家经济中的国有制规模或国家经营份额成正比例”，有时，国家与市场的增长甚至可以同步进行，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此时，政府不仅不是市场的敌人，还成为市场发展的积极力量，反过来，“经济增长愈稳定，国家就愈能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经济作用。”

由此看来，保守自由主义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命运过于悲观，甚至低于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原则下国家作用的底线。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虽试图摆脱“国家悖论”，构建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也仅仅停留在制度创设的层面，对道德层面的解释力却是软弱的，对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同样无能为力。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二、“强政府、弱社会”：新左派的理想建构

新左派认为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并不足取，因为这一模式倡导的“权利优于公益”的政治主张容易造成社会民主的危机，同时，其内在的“经济优于公益”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使国家陷入困境：自由市场需要一个“最小的国家”，而市场危机和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却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就处在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内社会福利和民主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新左派的对保守自由主义的批判多集中于此。在多数批判中，尤以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论述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