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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理论之争

时间:2010-08-04  来源:互联网  作者:庞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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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第三条道路”走在新左派与保守自由主义两条路线中间,既兼顾民主和福利,又重视市场和公民社会,既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又强调必要的现实变革。它努力消解民主与市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试图在不放弃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追求的前提下,合理汲取保守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和公民社会理论的积极因素。不过,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一再重申: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简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倡导者认为“中政府、中社会”的关系模式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而要达致这一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改革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何去何从问题,是新左派与保守自由主义的争论焦点。前者谋求最大化的福利国家,后者则希望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持中间立场,力争建立一种能兼顾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他们一方面承认保守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努力试图通过改革福利制度,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应是且只能是:第一,国家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由“消极福利观”转向“积极福利观”,由“普遍的福利政策”转向“有选择的福利政策”,由“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国家”。第二,社会进行结构转型,使所有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成为“负责任的风险责任者”,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第三,重点培养个人的负责精神和独立意识,努力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上。正如吉登斯的所说,福利制度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以一种“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取代传统的“事后”再分配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次,建立“新民主国家”。90 年代以后,西方各国民主的存续与发展开始面临越来越的问题和挑战,例如西方社会政治冷漠意识增强,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不信任,公众投票率呈普遍下降趋势等。鉴于此,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主张在对现行国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建立一种“新民主国家”的范式,以重获国家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认同。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而“新民主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本着“透明、参与和合作”的原则处理公共事务,发展非正统的民主参与形式,争取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介入与合作,实现“民主制度的再民主化”。在此基础上,第三条道路理论力图吸纳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思想理念,主张打破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离与对立”,倡导“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以便将公民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在公众和政治家之间培养信任和忠诚,在政治力量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和互动,最终在政府、公民社会和公民之间建立持续而健康的伙伴关系。

其次,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全球化在产生普遍的政治冷漠的同时,也严重地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原子化程度。针对这一问题,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构建合作而宽容的新型社会关系,鼓励公民、团体积极参与社会,营造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培养共同体精神。在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看来,这种社会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尊重个人价值,强调共同体意识。个人的价值是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个人的价值要通过积极参加社群的公共生活才能充分体现。第二,提倡权责平衡。资本与劳工、“股权人”与“利权人”之间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第三, 协调族群关系,尤其是本地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关系。全球化使人口自由、高度、迅速的流动成为可能,它改变了传统民族国家内的族群关系,加剧了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群体冲突,促进了族群意识的提升和族群(或称族裔)身份理论的兴起。因此,政府不仅要充分肯定移民的贡献和权益,还要培养他们的政治认同,培养公民的宽容意识,维持共同体的利益。

应该承认的是,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第三条道路确实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从表面上看,“第三条道路”似乎解决了全球化进程中市场和民主的矛盾,找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平衡点,晚近英美的政治实践仿佛也证明了这一路线的可行性。但是,必须看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特性使它缺乏一个明确的立场,这种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现实改造力。吉登斯也在总结“第三条道路”批评者的意见时也承认,“第三条道路”的弱势就在于它“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框架,特别是对全球市场的关注”,更要害的是,它没有对收入、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表示异议。

由此看来,无论是保守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抑或试图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均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但仍未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是决定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关键因素;没有一种关系模式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终极模式是不存在的。西方各个理论流派,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中国的政治发展最终还是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现状,走属于自己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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