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全球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

［摘要］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和“小政府”理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提出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三大假设。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新左派基于“合法性危机”理论，反对市场逻辑和新殖民主张，寄希望于“超民族国家共同体”使现代国家摆脱全球化困境。“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既兼顾民主和福利，又重视市场和公民社会，力求在国家与社会、安全感与灵活性、理性调节与自发秩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的挑战和冲击。如何认识这一客观现象，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回应，这是当代学者思考的焦点。围绕着“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强社会”还是“弱社会”等诸多核心问题，西方保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争，“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试图寻找一条更为温和的中间道路。

一、“弱政府、强社会”：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

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现代变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遭遇空前危机，“大政府”逐渐式微。保守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坚持消极国家观，主张社会自治和自由市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面对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变迁，它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的至上性，一方面批判国家中心主义。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的基本假设是：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

保守自由主义对政府一直心存戒心。人性为恶，政府作为防范和惩罚之手段，只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必要的邪恶”，这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保守自由主义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这一信条，但它启用了新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角度论证着“弱政府”是如何可能的。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官员与选民一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当他们面对若干可供替代的选择时，往往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做法。国家的过多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还导致对民主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蚀。哈耶克则用“自发秩序”证明市场自身的有效性。自生自发的秩序是自由市场的根基和灵魂。如果说适度的、符合法治形式的政府活动是允许的，刻意设计的“人造秩序”尤其是对社会经济进行整体建构的做法却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自由之敌人”。诺齐克用“最弱意义国家”证明了国家的必要性和合乎道德性，但他一再重申，国家是且只能是仅限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实现和绝对安全的“守夜人”。任何比“最弱意义国家”职能更多、权限更大的国家，都不具备道德的可证明性。

在保守自由主义看来，对于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全球化而言，唯一存在的主权是市场的主权。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不仅不再是产权和市场的保护神，反成为市场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深度发展的潜在障碍，尤其是那些努力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因此，必须弱化国家力量，收缩国家主权和政府部门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强化社会力量，营利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应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保守自由主义者纷纷倡导“国家终结论”或“国家重构论”。

公民社会，被保守自由主义视为与市场一样属于私人自治领域，因此它力推公民社会的发展。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有利于经济自由的社会自主和自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还可以借助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不断扩张的国家主义行为的限制。在保守自由主义者眼中，公民社会的发展乃至在全球的扩张，绝非坏事。

在此基础上，保守自由主义建议由市场主体、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承担公共职能和政治责任，由新型的多元治理代替传统的政府管理。这种新型治理结构意味着对现代国家、民主理论和国际秩序的解构，因为这一结构可以如赫尔德所言“突破国家间体系”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