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这是在我国建筑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

——访建筑大师吴良镛

近几年，人们经常能听到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者在各种场合的大声疾呼：中国不能成为西方畸形建筑的试验场，要捍卫自己的文化，发挥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的建筑文化真的到了危险的边缘吗？

在今天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惊世之作层出不穷，文化自觉成为这位老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他从梁思成先生的瘦影中看出了卓绝的文化精神。

深受梁思成的文化保护意识的感染

1945年，一位从缅甸中国远征军中刚刚复员的年轻学生，接到一个消息，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夫妇托人给他留话，让他马上去见他们。这位建筑大师的召见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备感意外，在此之前他与梁思成夫妇没有任何交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找到了梁思成。也正是这次召见，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一生。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吴良镛。

当时建筑专家梁思成看中了吴良镛的才华，邀请吴良镛参与到他的工作中。他们靠手绘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文物保护目录《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它使许多中国古典建筑在战火中得以保存。

虽然第一次的会面后，吴良镛在梁思成身边只短短工作了几个月，但梁思成的博学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深深感染着吴良镛。抗战胜利后，文物保护目录的绘制工作暂告结束，吴良镛离开梁思成回到了原来的工作中。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还深吗？

吴良镛（以下简称“吴”）：第一次见面时他身体非常差，那个时候他正好拔牙齿，把满嘴的牙齿全部拔光，隔几天拔几个，隔几天拔几个，但是精神很好，谈锋还健，对年轻人很谦和，很关心。他说你就留下来吧，留下来帮他做关于古建筑的调查。也就三个多月，三个月后，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投降了，我们没事做了。后来，梁先生写信来叫我看他，说他要办清华大学建筑系，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说我当然愿意去，这样，就到清华教书了。

抗战胜利后，在校长梅贻琦的带领下，当时的清华大学处处充满着一种学术的革新精神，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名校，其学术风气至今仍然让吴良镛先生怀念不已。当时的建筑系由梁思成主持筹建，因为之前的因缘际会，吴良镛接受梁思成的邀请，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位建筑系教师。

记：到清华时才20多岁，您就感觉到这里可能是自己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是因为有这样好的学术环境吗，还是因为什么？

吴：到清华，就感觉到学术风气非常好，学术大师那么集中。那时候单身宿舍，很少12点以前睡觉的，晚上看到的都是灯火。所以就在我们同辈里面出了很多人才。有好多投身革命，有好多投身学术，都很了不起。当时清华就是这么一个学术空气。对我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人来说，这正是我所向往的。所以，这就促使我非常安心地工作。

《北京宪章》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就在同时，梁思成承担了为联合国设计大厦的重任。利用这次机会，梁思成在美国考察了许多学校，其中特别注重考察了美国新兴的城市规划工作。从美国回国以后，梁思成带回了新的学术思想，也给吴良镛带来了一个令他欣喜不已的好消息，在美国期间，梁先生为吴良镛考虑了一所学校学习设计，那里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城市规划大师———被誉为美国现代设计之父的沙里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