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一对要回家的农民工夫妇再次看一眼自己参与建设的高楼

开栏语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大多数农民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在城乡流动就业，这种情况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流动人口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举家迁移、滞留城市的现象比较突出，加剧了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状况，增加了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

流动人口既是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也是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重点对象。妥善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央综治委即将出台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意见。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道，从流动人口生存的现状、面临的难点以及各地各有关部门如何破解难题，着力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展开报道。

流动人口，通常指为就业、生活，离开其户籍地或法律意义的住所地的人口。中国的封闭在开放的瞬间被打破，离开土地的农民或蹒跚独行，或仨俩结伴，或成群结队，或扶老携幼从穷乡僻壤走出来，涌向都市，涌向沿海，涌向每一个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希望的地方：开机器、盖大楼、挣大钱，换个活法！这是一幅极为壮阔的迁徙画卷。这画卷中，跳动着无数个传奇和故事，平淡的、惨烈的、屈辱的和奋进的，这些传奇和故事改变着流动者的命运，劳作为活着，也为活得更好，青春在劳作中流淌，当劳动不再仅是谋生的手段，流动的劳动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中无人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我不知道 “三险”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北京东直门莱福斯广场的工地上，吕伯成放下手里的扫帚，抬头望望22层高的大楼，这座平地而起的大楼是他和200名建筑工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亲手建起来的。眼下快竣工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会去新工地建新的大楼。

吕伯成今年52岁了，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乡下，老家有妻子儿女，出来前以种稻谷棉花为生。他说，4年前离家打工，出来前就盘算过，一要钱能拿上，二要身体受得了，转眼4年过去，一切还好。他先在南方，来北京也就一年。

他说，北京好，雨水少，做工的日子多，这儿都是包工，啥时干完啥时下工，有人技术好，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工棚了。在北京，公司每月发给每人100元零花钱，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借钱，可以申请，额度不能超过全年兑现工钱的总数。去年他揣了1万元带回家。

在南方打工时，雨水多，尤其上半年常下雨，雨大得出不了工时，就歇了，但老板不发钱。老吕到过的建筑队都是一年一结账，不拖欠。不论南方北方工地，他的工钱每年平均下来也就是每月千元。北京这家建筑公司是江苏的，住简易楼式的工棚，冬天有暖气，工地有食堂，用饭票吃饭，年终发工钱时要扣除饭费，他每月需用350元至400元饭费。老吕被指定做卫生，负责打扫工地、食堂、厕所，每天工作9小时，他不愿干这活计，因为干这活儿挣钱少，可“领导”就让他干这个，只好服从。在别的工地，他做过杂工。问什么是杂工，他说，就是机械化达不到的地方，工人要挖填土方、运送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