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各民族城市化”和“城市多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将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各民族群众，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迁徙和流动将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除了在“规模”上继续增加之外，在“结构”上也将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情况。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年龄构成上低于汉族流动人口，15岁以下及15岁至24岁流动人口比例高于汉族。《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指出，青少年数量较少的是西藏、青海、宁夏等人口比较稀少的西部地区，比例最低的是重庆、四川、安徽、湖北等省，广东省是青年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中西部民族地区的青年人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比例上，都比较少。青年人口分布的这种格局，人口流动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青年人口成为流动的主体，且规模逐渐增大，这已经是客观事实。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从根本原因来看，“一个差异，三大差距”是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流动的动力所在。“一个差异”即民族差异，“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自发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造成民族地区青年人口大规模流出的客观原因。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国家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生态移民和劳务输出等，引发了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

从流动方向来看，民族地区的青年人口主要是从农业领域流向非农产业领域，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镇流向大中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等。在向城市流动的走向上，既有省内流动，即在本省的一些城市就近流动，成本较小；也有省际流动，即向更发达的省市流动，其成本较高，然而机会较多，潜在收益较高。在省际流动中，民族地区的青壮年人口主要流向经济、文化事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直辖市及省会城市。

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壮年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的目的相对来说较为单纯，就是为了获得预期的收入。这部分少数民族青壮年在流出地属于素质较高的人口群体，而在流入地则又显得准备不足。他们主要从事特色经营，在形式上主要采用个体经营，在职业构成上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尤其是中低端服务行业，如餐饮服务业等，少量在建筑、运输及其他行业。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年流动人口属于盲目流动范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也是目前政府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调查显示，盲目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员多属于青少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有相当的比重。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又缺乏一技之长，这部分少数民族青年流动人口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在流入地获得生存和发展，存在违法犯罪现象。这些人一方面损害了本民族，甚至是少数民族整体的形象，造成了流入地居民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戒备和歧视现象；另一方面，危害到了流入地的社会治安。

肯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作用，尤其是民族地区青壮年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看待这一现象的基本前提。客观上来看，少数民族青壮年流动人口增加了流入地的劳动力数量；少数民族特色经营也活跃了当地市场，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同时，这批人也通过自身的劳动增加了收入，为家庭和流出地带回了大量资金。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流入地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活力，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些作用。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是青少年流动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另外，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的问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务工经商、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城市管理、就业歧视、媒体误导等。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上升趋势，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族群众自由迁移的权利逐渐得到落实，少数民族群众有权利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自由迁移。同时，政府管理，特别是城市管理需要跟上实践发展的脚步。固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业广泛，流动性大，居住分散，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困难；但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越位”、“缺位”现象也是造成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