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四合院一直以来是以家族为居住对象的，尤其是东西城的四合院，都是一个大家族居住。这种居住格局解放后被打破了，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大批在城里置有房产的旧官吏、军警宪特、地主老财及反动资本家被没收房产，为新政权工作的公职人员补充了进来，他们携家带口，形成了北京四合院里新的居住群体。但这还属于新旧交替的过度阶段，彻底打破旧格局是在1958年。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全国人民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浪潮。这股摧枯拉朽的红色飓风也席卷到了四合院里，首都北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

当时城市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公产房屋多为机关、学校、军队等占用。庞大的私产房屋与首都的地位和时代精神脱节，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呼应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北京城近郊区四合院的私房主都主动或被动地向各级房管部门交出产权，变更为公有。私房主自家居住以外的多余房产，由各级房管部门有组织地向城市里的缺房户分配。

当时城里里的缺房户主要是外来支援首都经济建设的农村青年，跟现在大批来京干活的农民工有些相像，但不同点还是很多的。主要的是那时农民工不是自发来京，而是北京有关部门去外地农村招来的。因为北京要变旧社会的消费城市为新社会的生产城市，要在东郊、西郊、北郊建设一大批重工业和轻工业基地，招这些农民工到北京是来参加工业建设的——自发来京的也有一些，但不是主流——这些集体来北京的农民工到了北京就被转成了城市户口，成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享受和北京人同样的待遇。但他们没有房子，都住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

北京城市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因为他们要娶媳妇成家立业，单身宿舍是不能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难题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大门。当然住房条件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僧多粥少，四合院里就能挤出那么多房子，只能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个别人口多的家庭分到三间房。这样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多进院落四合院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北京四合院数百年形成的一户人家住一个四合院的历史自此被打破——少数受到当局重视的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及新政权的省部级干部仍然全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保持着旧时代的居住格局——当时几乎所有的四合院里都能够听到外地口音的声音，看得到外地模样的新住户。

北京东郊当时是吸纳外地农民工最多的地方，那里要建设北京门类齐全、涵盖轻工业、化工工业、造纸工业、酿酒工业、棉纺工业、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的数十个工业基地，不仅仅是农民工，大批从青岛、天津、上海、沈阳、鞍山等老工业基地来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也源源不断的抽调上来，他们和大量的农民工一样，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成了当时人人向往的首都人民中的一分子。

大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但给北京的存量住房带来巨大的压力，四合院里拥挤不堪，一间房子里几代同堂的现象开始出现。因为没有房子可以调剂，四合院里已经按照人口分配了几次，不可能再找出多余的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