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直接导源于《易经》。按照《易经》的说法，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经过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不断裂变演化的过程。而这个可以产生一切的“一”，就是“天”。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大一统制度的产生和不断完善。在这里，作为主宰一切的最高统治者，被人格化为皇帝，皇帝下面是一级一级的官僚，最下级的是普通百姓。这种现象可以比喻为一棵大树，皇帝是树干，官僚是各种粗粗细细的枝权，而百姓则是树叶。树枝依赖于树干，树叶依赖于树枝。树枝没有叶子也能活，只要它不离开树干。而树叶却无法离开树枝，否则就会枯死。人与人之间变成了一种依附关系。而产生于孔子，后经董仲舒、程颐、程颢，直到朱熹逐渐完善的儒家学说，正是为了迎合这样体制而发展起来的。难怪历代统治者对它都情有独钟，对儒家的祖师爷和徒子徒孙们恩宠有嘉。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就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明确指出：由于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演化为了人身依附关系，那么，下一级官僚的性命就直接掌握在他的上一级官僚——顶头上司的手里。也就是说，下一级官僚的工作有无业绩、何去何从就凭他的顶头上司说了算。换句话说，只要博得上一级官僚的欢心，下一级官僚就算是坐稳了太师椅，可以为所欲为。无论是对朝廷负责，还是对百姓负责都在其次，百姓的甘苦尤其与他无关。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在这种你压我，我于自你(包括我骗你)的过程中延续。纵然有一两次农民起义终断了这一过程，但结果也不过是换一拨人而已，这种制度仍然存在。王亚南称其为“超稳定结构。”

这种制度既然延续了几千年，且成为超稳定结构，那么，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对四合院建筑发生影响，也就成为不盲自明的事实。像四合院建筑的结构，就与政治上的超稳定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建筑基本为木构架，虽然耗费木材，但墙倒屋不榻，对付地震很有利。这种超稳定、静态的建筑结构同超稳定、静态的社会结构有着同样的功效。封建王朝倒了,但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至今仍有房倒屋不塌之势。

事实上，一家之长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住房分配方面，还更多地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像梁实秋在忆儿时四合院生活时所说，爷爷奶奶住的上房，不被允许是不许进的。就连儿女的婚姻大事，也完全由家长一手操办。它是家庭的大事，而与当事人的好恶无关。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社会上归皇上管，在衙门里归上司管，回到家归家长管，到处成为一种附庸，女人就更严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了，一辈子没翻身的时候。《四世同堂》中祁家的大儿媳妇，是少有的在婆家能主些事的女人，可还有个倒楣的名字——韵梅(“运煤”的谐音)，是个劳神费力的命。

正是由于四合院住宅形式同四合院中的人际关系一样。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缩影，因此，四合院形式也就不仅限于北京的民居。大到紫禁城皇宫，小到边远山区小县的县衙，旁及宫观寺庙、官府，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这种结构形式。而且，像皇宫一样前面院子办公，后面院子住人的建筑格局，不仅各级衙属一律如此，就是1949年以后，在北京所建的许多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差不多也都有它的影子。这当中的影响，的确是够深远的。

接下来，对等级观念在四合院建筑中的一些具体反映，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封建等级观念在建筑方面的体现，主要反映在建筑的规模、式样和局部安排等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