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闻媒体有自我中心的倾向，一般不太有兴趣报道美国之外的所谓“国际新闻”。但四川大地震以来，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连续报道了灾情，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前日晚间，美国广播公司7台的电视新闻报道了三位在灾区的美国志愿者。三个小伙子在帮工之余，为灾后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唱歌、杂耍，还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孩子们开心地笑着。他们无邪的笑脸，像久雨后的一缕阳光，映现在我的心上。

逝者长已矣。愿他们安息。幸存者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

连日来，巨额的善款和大量的援助物资涌向灾区，中央财政也很快安排了700亿元的灾区恢复重建基金。我们有理由相信，灾区人民在八方支援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道路会重新平整，校舍会更加牢固，龙门阵会再次摆起，生活将继续下去。

但除了物质条件，亟须重建的还有情感和精神生活。地震不仅震垮了房屋，也振荡了我们的心灵。心理学将人在特大灾害刺激后可能留下的心理伤害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不及时干预，可能使人长期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甚至患精神病症。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有先例，幸存者中离婚率和精神病患率都高于平均水平。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的调查数据则显示，儿童更易受伤害。

据估计，此次震灾中至少有60万人需要及时的心理干预。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心理医师的治疗是很难的。抚慰灾后民众的心伤，更多地要依赖社会力量，其中宗教组织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台湾地区九二一地震灾难后的重建经验可资借鉴。九二一地震发生于1999年，震级达到里氏7.9级，造成2400人死亡，数万人受伤。灾后，台湾地区的宗教慈善团体如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佛光山等纷纷施以援手，在募集善款、组织搜救、特别是安抚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最近读到美国社会学家赵文祠教授(Richard Madsen)的新著，该书序言讲述了其中的一个故事。地震发生在凌晨2时，不久就有灾民在当地的慈济功德会分支机构门口排起了长队。尽管救援工作尚未正式开始，但灾民们很自然地想到要来这里求援。地震发生时是作者到台北第二天，作者夫妇很快加入到慈济功德会的一个救灾项目中，和义工们一同为失去家园的灾民建新屋。

另一个来自南非的例子则表明心理干预与宗教抚慰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助益。有一项对南非圣会教堂大屠杀的19名幸存者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受宗教影响的幸存者得到更有效的治疗。研究者认为运用宗教信仰知识对有一定信仰的幸存者进行干预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医治方向。

现代化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社会力量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此次赈灾仁心高昂，但也暴露出我们社会组织的薄弱。社会力量的疏导和使用需要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和完善，我们需要给这些组织以更大更好的活动空间。这不仅是灾后重建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