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厂。普工们潮水般地来，又潮水般退去，极少数沉淀下来的人，和陈伟良一样慢慢往上“爬升”。

2009年，陈伟良终于晋升为师1，这对他是一个突破性的转折。“区别在什么地方？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 别。”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 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陈伟良从宿舍里搬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象征意义上的逃离。与之相应，他还学会了像别的工人一样去找个小姐发泄一下。“我学历不高，出去的话未必 找到好的工作。”陈伟良说，这让他有一种自卑感，总是担心跳槽会比现状更差。

“能做8分的，我现在只做6分。混得过去就行了。”陈伟良说。

陈伟良也觉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大。公司的“台干”里把相互聊天、发牢骚叫作“打屁”，意思是“废话”、“屁话”。去年公司“尾牙”(年终聚会) 的时候，一路跟随他的几个小兄弟都喝醉了，其中一个小兄弟晓林过来找他“打屁”，晓林给主管送了礼，还是一连两年被评了最差的“丁”级。他摇摇晃晃地拍着 陈伟良的肩膀说：“要不是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几个人早就都走了。”

叙述到这个场景，陈伟良突然有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一个月1200元，他们就把我买断了。我太廉价了。Do you understand？”他不停地说着。那句英文是他的台湾主管惯用的。

发泄

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也会大叫着说明天就去和主管发飙，表示“不干”了。但酒醒后的第二天，这群人都还会穿上深蓝色或者白色的厂服，按时去 上班

今年1月份开始，富士康开始密集出现极端事件，从4月份开始，消息在整个工厂蔓延开来，“每次班组里都像炸了锅一样。”陈伟良说。在他看来，这 些极端事件中的普工只是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工厂。

“难道工厂没有责任吗？”陈伟良不停地问自己。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毛寿龙认为，一个工厂的规模太大以及受制于一定的管理方式，员工的 自我价值感会降低，其不可控风险也会加剧。

在今年4月之前，富士康普工每个月如果想拿到1800元左右的月薪，需要加班超过100个小时。这意味着，每天需要加班2个小时，每个双休都要 加班。

从今年4月份，有些事业部每周可以休一天。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工，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900元，从今年6月份开始调整到1200元，10月1日 以后，这一底薪将被调整到2000元。

6月的一个晚上，8点左右，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的一个大排档，陈伟良开始给“一条线”上的同事打电话，“我不开心你来不来吃饭？快来，打车费 我报了！”

20分钟后，两个同事陆续走路赶了过来，这里离龙华园区南门很近，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并不远。

这是他们现在发泄的一个方法，一起喝点小酒，然后发发牢骚，讨论是否要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