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充满欧陆品牌Logo及现金卡广告的年代，薪资单上的数字永远在与物欲和账单竞争。

文/张洋

发飙后的黄健翔终于道歉，然而他仍坚持“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发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3亿观众面前失声，这是最多人见证的高端发泄。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一本台湾杂志进行的“三明治一代新幸福关系”调查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感到成为“三明治一代”后更疲倦、更有压力，而经济问题则是压力及烦恼的首要来源， 74%的女性脆弱得想集体离婚。2005年广东省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当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2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

英年早逝、猝死、过劳死、因抑郁而自杀，这样的字眼正在越来越多地占据社会新闻的头条。

男到中年的梦魇

无法回避的是，男性依然在担当社会主导者的角色，特别是处于25-45岁这一黄金年龄段的中青年男性，更是女性、老人、孩子，乃至整个社会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中年是一个临界点，事业蒸蒸日上，身体每况愈下。男到中年，股票猛跌，房价猛涨，父母开始要定期光顾专科病医院，妻子早就把艳羡的目光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挣完奶粉钱，要马上开始攒学费。一分钟前在志得意满地狐假虎威，一分钟后要到老总办公室堆着笑脸接受关于工作态度的再教育。

傅彪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感叹道：“这个毛病是累出来的，以后不能太累了！”多种角色的扮演，来自家庭、事业、社会的多重压力，正在使中年男性的身体遭到严重的透支。来自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对1000多位城市中年男性的健康状况调查显示，66%的人失眠、多梦、不易入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62%；一干活就累的占58%；爬楼时感到吃力或记忆力明显减退者为57%；皮肤干燥、面色晦暗、脾气暴躁、焦急者为48%。

男博士在自述中哀叹自己在28高龄还是处男一名，悲愤莫名之际又黯然神伤。可是，谁没有一点哀伤缠绵的小心事？不是找不着对象，就是有对象结不了婚，学历低找不到工作，有学历也做不上白领，不上不下，不红不黑，生活的责任感无时无刻不悬浮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人生的理想从青春期时的造福全人类，变成现在每日里盼望大奔驰大house一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正好砸到自己面前。

男到中年的压力正越来越把男性推向身体与精神崩溃的边缘：女性企图自杀人口是男性的2倍，但男性自杀身亡者是女性的3倍；40岁以上男性半数都有“难言之隐”，并且还在不断攀升；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男权社会中，男人爽不爽是个问号，男人最痛不是疑问。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三明治一代”构成的社会中坚，往往又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青壮年小家庭组成的，这种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把它称作“核心家庭”。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三代式家庭日渐式微，年轻夫妇大多不愿与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核心家庭”正面临着集体的困境。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有专家根据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出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应在12万到48万元之间的结论。家庭平均月收入万元变成一个重要的门槛。房贷在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后，变得迫在眉睫；生产下一代，随之产生的便是奶粉钱、托婴费，以及很快对学费的大量需求；车贷带来的不是移动的快捷，而是燃油费、停车费和大把的罚单；为避免任何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而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导致每年额外再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保费；再加上科技发展及都市化，电脑、手机、儿童房、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美容保健……这些20年前不曾存在的概念，却成为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此刻，“多少钱都能过”当然是最大的谎话。

相对于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市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新生代寄生趋势的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的时代，亲族崩解，手足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等阶层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物业挤压开销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在一场背负了太多责任的竞赛中，失去游戏规则的“三明治一代”将是落败的一方。

为什么是“压洲”？

文/陈漠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韩国电影《交换温柔》里，“汉江奇迹”的生活节奏让韩国城市人始终缠绕着一种暴躁和暴躁的莫名其妙；黄子华表演“栋笃笑”时描述清晨的地铁上班族：“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没精神”；台湾都市人生活在几米所描绘的那种繁忙、压力与希望、梦想交织当中；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让亚洲以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向顶级生活爬升。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

亚洲式家庭及社会结构

1853年，马克思所提出“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在如今的亚洲已经大半被现代工商业文明和全球化所摧毁，但这些旧社会经济架构所遗存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价值观依然使得亚洲和西方有着截然的不同。

中日韩东亚三国有着更为接近的家庭结构。孝顺长辈和传宗接代成为东亚三国家庭里向上和向下两条伦理主线的通俗解释，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了成年人最大的压力源泉。中国的“二十四孝”目的在于让人们遗忘下一代，只向上负责；而今村昌平的《 山节考》中展现的“弃老”，则描画了日本社会放弃上一代，只向下负责的习俗。这种种看来并不人道的行为，却正反映出面临双重压力之下的亚洲人逃避压力的无奈之举。

如今的中国，则还有着421的中国式家庭的特殊性。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让421中的1成为了现在最受宠爱、未来责任最重的底座，无论这种压力来自物质还是精神，他们都必将孤独地承担。

亚洲的道德观还有着比西方更为细致和感性的划分，从每一个“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马克思语)的家庭，到社会整体价值观，它无处不在。每一个家庭角色都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着相应的道德评价，这其中有着有时模棱两可、有时泾渭分明的红线。亚洲人的每一个个人行为，必定都会从道德角度成为家庭行为，甚至社会行为。这一点无论是农业落后地区，还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都是如此。中国的农妇选择喝农药自杀，日本的财阀喜欢跳楼自杀谢罪，从个人的失败衍生到荣誉感、人生意义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背负如此大的命题，自然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的生存重压和传统的古老价值观，亚洲的压力无处纾解。

功利性价值观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在城市竞争中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而城市人的压力则是如何在这个急切盼望成为标杆并不惜抛下一些人的城市里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

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不同城市间的解压妙方

所有城市人都觉得自己睡不够。所有职员都认为薪水不够多。所有老板都认为下属在偷自己的钱。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注明一个必要条件“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

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在心怀怨恨，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解压妙方。

香港人选择“栋笃笑”式的自我嘲讽。黄子华在台上说：“负资产就等于 家铲(全家死)”，台下的“负资产”们笑得开怀。

上海人选择全盘接受现实。北京人选择侃。任何话题、任何地点，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能跟你侃上一小时的国计民生。那一刻，富豪生活成为平民口中的谈资、明星派头变成百姓口中的娱乐，生活的压力似乎也得到缓解。

成都人选择泡茶馆。茶馆的悠然天地，自然可以忘却世间的烦恼。有茶馆的楹联便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几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

一些人选择电视，把所有的闲暇时间交代给肥皂剧和综艺节目，不再思考、不再焦虑，思考和焦虑变成了肥皂剧编剧和节目制作人。一些人选择自我放逐，到丽江、到西藏去感受原始气息、舒缓压力。

丽江人、西藏人没有压力？有的，只是你们不知道。

我们需要多少心理医生

2600万中国人在自艾自怜的抑郁中不能自拔，这其中的60%厌烦了继续焦虑，随时准备着解决自己，还有60万人在天天向上，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结束在办公室内。信奉六六大顺的中国人面对三个六，突然感觉诸事不顺。

文/胡尧熙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抑郁？或许你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从核战争的阴云到夫妻争吵。但假如我们根本就无法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抑郁又从何而来。

抑郁 每个人都有机会中招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抑郁症发作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期间结束。所以，担心什么，抑郁的又不是你一个。

每个人都有抑郁的理由，但讲出来又都不是理由，归根到底都是说得不能再滥的情感障碍、事业危机、家庭矛盾，中国人天天都在经历，但还是有2600万人因此抑郁。社会压力被反复提及，打压能量似乎无以复加。

“这可能是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社会压力或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引起的。”四川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教授孙学礼对此不认同,“工作压力可以让人情绪低落，但只是一个短暂的正常现象，称不上抑郁症。但一个生活完满的人却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患病了，找不到明确和合力的外部诱因。也会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打击，焦虑状态持续得太久，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些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患上了抑郁症。社会压力不是决定性因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才是问题。”

自我施压从来都是东方传统中的奋发方式，简单粗暴屡试不爽，但化压力为动力的动作并非可以轻易完成，人生目标太过远大，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能够行动自如的人屈指可数。崔永元的国嘴抖出“得抑郁症的都是天才”，麻痹了太多你我他的神经，搞到非天才们都像那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以为可以对抑郁症免疫。但快乐的流浪汉总是罕见的，抑郁的人都有抑郁的道理，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被遗忘了的早安。

老外习惯于向心理医生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丘吉尔干脆直接向民众坦言自己“心中的忧郁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但含蓄内敛到家的中国人更乐于在深夜拨打电台的情感热线，聆听几句励志真言，而不是找一个心理医生直接PK。孙学礼认为这种现象还将持续：“抑郁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结果是大家越来越怕。过去我们是不知道自己会有情绪病，到后来，又不知道情绪病是可以医治的，现在，我们会承认自己有压力，但又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一个社会过程。”

自杀 不仅仅因为压力

来自安徽的农村妇女黄玉芬，在干完农活后回家，走到院子里拿起一瓶农药，很坦然地喝了下去，4分钟后死亡。她只是中国每年接近30万自杀人口中的一个，但却代表了其中的绝大多数——84%的自杀者来自农村。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每年有200万人企图自杀，其中150万是妇女，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女性将比男性少4000万。在农村地区，妇女自杀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妇女自杀的比率是城市妇女的3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执行主任费立鹏分析原因时认为：“毒药太容易被拿到”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喝了之后立刻就感到后悔，但已经救不活了。中国女性的普遍状态都是负面的生活体验太多，再就是遇到了矛盾，没有发泄的渠道。有很多自杀行为都不是策划的，只是一时冲动。但事实上，没有人对自杀有免疫力，在中国，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

“自杀与其他疾病不同，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年富力强。估计中国每年15-34岁的自杀人群在11万左右，他们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主流人群。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自杀已经在各类疾病中上升到第4位。最严重的是，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误以为自杀者大多都患有精神疾病，但最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是精神健全的，人际矛盾反而是导致自杀的一个主要诱因，但它却是最难控制的。医疗支持的作用对他们不大，真正需要的是社会支持服务。” 费立鹏说。

这部分“精神健全”自杀人群往往面临现实的困扰，他们可能是高考失败的年轻人、失业的工人、离异的夫妻、与外界隔离的孤老、经济负担沉重的债务人。个体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所需的社会支持种类也各不相同。费立鹏的计划中，他们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的支持，但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者数量和专业技能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中国的自杀人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一，而数量庞大的抑郁症患者又都是潜在的自杀人群，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中，60%的抑郁症患者有可能选择自杀。“其实大部分自杀者都曾有过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求助信息。他们在决定自杀前会因为痛苦和犹豫而发出一些信号。但可能都被人忽略了。所以说，预防自杀并不仅仅是专家的事，也不能把问题都归结于社会压力，因为它一直都存在。”

过劳死 被累倒的和压垮的

如果陈逸飞不死，那么过劳死就是抬不上桌面的小众话题，即使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人的节假日全世界最少。如果胡新宇不死，华为肯定不会严禁擅自加班，即便之前人人都在搏命。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问卷上，82%的人自愿选择了“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条件是“奖金如果足够高”。孙学礼把这个结果称为“集体自杀”，中国人恐惧过劳死，但更热爱加班。

出租车司机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0点才肯交班，月收入不过区区2000元，虽然辛苦，但起码能够衣食无忧。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受免费试用，天天熬夜还是身无分文，只为了转正后的月薪1000。当然，社会结构在转型，产业结构在调整，就业局势在严峻，不加班就是不现实。在问卷的最后，75.1%的人对拼命工作和过劳死的前辈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健康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不起的工作狂们，提倡了5000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仍旧没有失传。

最先过劳死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人，孙学礼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无非就是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但其中也有不同，陈逸飞那样的中年知识分子是被累倒的，他们连续经历了中国的几个变革期，又始终在第一线，肯定会被耗干。现在的年轻精英们是被压垮的，就算他们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关于过劳死的立法一直没有消息就是例子。”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孙学礼感觉过劳死的现象并不容易消除，“医疗结构是很难对过劳死进行预防的，只能起到宣传和警戒的作用，真正应该发挥作用的是工会。但目前，大部分工会对这些事情都无能为力。”

30年中国式压力K线图(1976-2006)

19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新一页掀开了，政治高压不见了，生存压力接踵而来。

1977年 恢复高考

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救星。

1978年 待业青年

一种中学毕业后坐在家里等待社会分配工作的特殊群体，20余年后，海归硕士博士都成了“海待(海外待业青年)”。

1979年 伤痕

伤痕文学热。

1980年 人生观大讨论

一个叫做“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刚刚苏醒的年轻人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大讨论”。

1981年 托福啦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首次托福考试举行，出国留学之路被打通，出国潮开始。

1982年 家用电器热

冰箱、空调、洗衣机被称为家庭必备的“三大件”。

1983年 “严打”风暴

许多交往过多个女朋友男朋友的人开始惴惴不安。

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

1985年 5.19

中国足球“5·19”事件，足球事件上升为关系国家民族的政治事件。

1986年 物价大涨

家家户户水缸里盛满酱油，水桶里储满盐。

1987年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1988年 下岗现象出现。

1990年 深圳股票热潮

“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成为靓女择偶的第一要素。

1991年 第二波下海经商潮

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夹杂其中，他们在一些实业领域开辟出一片片天地。

1992年 海南开发热潮

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至今还在为那时的作为睡不着觉。

1993年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诞生。

1994年 通货膨胀高企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了24%,是建国后计算这一指数以来纪录最高的。

1996年 高校开始收费

上大学由脱贫工具而变成致贫之路。

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1998年 取消福利分房

“房奴”元年？

1999年 高校扩招第一年/黄金周

旅游度假挤死人。

2000年 中国加入WTO/互联网泡沫

风险资金、26岁创业、35岁退休成为社会流行语。

2001年 电脑文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重新定义了文盲标准，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电脑，也属信息时代的“新文盲”之列。

2002年 毕业即失业

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

2003年 全民抗非典

还有可以吃的食品吗？

2004年 雅典奥运金牌榜第二

2008不拿第一，无脸再见国人。

2005年 超级女声

中国的少女都不见了，原来都参加选秀去了。

2006年 房地产国十五条

 (编辑/黄煜池)